又是一年春来时。

    就整个国家经济大势来说，可持续的发展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来实现，这与当初推进改革开放一样，也必须有义无反顾的勇气和坚持。作为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，中国商会组织已经成为企业联系政府、联络社会各界的桥梁、纽带，政府依法行政的助手。肩负这种历史使命的商会，正渐入佳境。前有全国工商联获准全国性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的授权，后有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意见》的颁布，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商会灿烂的前程。

    国家层面的重视毋庸置疑，全国工商联商会组织迅猛发展的态势同样令人鼓舞。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商会发展课题调研组通过《上海、江苏、山东三地商会发展调研报告》指出，三地的各类商会组织蓬勃兴起，极为活跃。山东的商会组织数量已经达到1800个，江苏的商会组织数量已经达到1550个，上海的商会组织数量已达到216个。

    不仅是商会数量有增长，商会结构也在变化。在三地商会组织发展中，已逐步形成了行业商会、同业公会、乡镇商会、街道商会、异地商会、市场商会、开发区商会等各类商会组织共同发展的格局。

    商会的变化还体现在“运行有办法”、“工作有创新”、商会作用的发挥、商会属性得以体现等方面。

    正如该调研所分析的那样，工商联系统下的商会组织发展无论是在数量规模上，还是在社会影响力方面，都已经具有一定的发展水平。但受制于商会法制建设的滞后以及工商联业务主管资格的欠缺，商会组织发展存在明显的瓶颈。其共性的问题包括：商会的代表性或会员覆盖面仍比较小。作为中国民间商会的全国工商联，有企业会员100万左右，这个数字在740多万注册私营企业中也不到15%。目前，地方工商联在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资格问题上，落实情况极为悬殊。

    当前，工商联商会与政府行业协会之间，类似范围、不同层级的商会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关系。尤为突出的是，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协会往往拥有自上而下的组织网络，与政府部门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掌握着部分行政资源，更容易承接政府转移的行政职能，许多企业不敢不加入、也不愿不加入协会。自下而上成立、完全民间性的商会却“先天软弱”，难以与之平等竞争。另外，异地商会的发展，实践上面临着严重的政策约束。

    笼而统之，中国的商会事实上经历着种种磨难，并不能放开步伐向前行。
 
    有关调研就此指出：尽管目前在实践层面商会已经处于快速增长阶段，但理论层面对商会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，一些事关商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尚未明确。比如，商会与协会的定义，商会的功能、地位和作用，工商联自身的商会属性如何体现等等。

    这些问题，显然不是商会自律性章程所能够解决的，它需要一个制度层面的规范，即国家层面的商会立法。到目前，无论是国家法律法规还是地方法规规章，也都没有直接针对商会的立法。

    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商会，并呼吁中国政府和商人设立商会的著名企业家、思想家郑观应就认为：通过商会的形式连结官、商是一种好办法。而建立商会应该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。

    制约商会发展的因素很多，推动国家层面的商会立法更显紧迫，催生“商会法”或许到了多条腿走路的季节。（赵民望）